第一专题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兴起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毛泽东
1840年鸦片战争前，西方主要国家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而中国仍沿着中世纪的封建故道蹒跚而行。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世界近代格局中，封建的中国在西方列强接二连三的打击下，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为了拯救国家，中国各阶级竞相登上政治舞台，但无论是地主阶级洋务派、太平天国起义农民，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他们所做的一切努力，最终都归于失败。历史呼唤新的领导阶级，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孕育着更大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扫清了道路，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奠定了各项条件。1921年7月23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幼年时期的党在中国革命的洪流中为中国人民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及最终奋斗目标，又解决了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基本策略问题。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很快形成第一次国民革命高潮，掀起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与此同时，革命阵营内部潜伏的危机日益表面化。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大革命陷入危机关头。7月15日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标志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最终失败。
一、近代中国的衰败与仁人志士寻求救国之路
(一)19世纪上半叶的世界与中国
世界历史进入16世纪后，新航路的开辟带来新市场的形成，大大加速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进程。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日趋成熟，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确立了资本主义君主立宪制度，宣告了资产阶级新时代的到来。17世纪中叶以后，在西欧先进国家中，由于市场不断扩大，需求日益增加，首先在棉纺织业中开始用机械劳动代替手工劳动。1784年，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引起了工业革命。从此机器大工业时代取代了工场手工业时代。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先发优势使它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至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工业生产的45％左右，超出法、德、美三国工业生产的总和。继英国之后，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革命，迅速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强国。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迅猛发展，越来越迫切需要开辟世界性的商品市场。列宁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旋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掠夺殖民地、攫取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也为它们向全世界殖民扩张提供了物质保证。19世纪初，当非洲、美洲、大洋洲的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以及亚洲的一些国家，已先后沦为英国、法国等国家的殖民地后，古老的中国也就成为它们下一个吞噬的目标。
当欧美各主要国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大变革之时，中国社会却继续沿着中世纪的封建故道蹒跚而行。在15世纪之前，中国曾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从16世纪初到19世纪初，是中国在世界上由先进变落后的三百年。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开始了社会变革的酝酿。但是，由于发展极为完善的中国封建社会体制的束缚，新生的资本主义萌芽长期被禁锢在摇篮里。
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在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构成了以地主经济为统治力量，以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比西方的农奴制庄园经济有着更大的活力，它通过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节省了物力与时间，通过精耕细作，改良了农业生产技术，造成了当时很发达的农业和十分普及的家庭手工业。这是使中国古代文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居于世界文明前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中，地主士绅、富商巨贾、皇家王室等占有绝大部分的土地，而农民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只得向地主租佃。地主阶级依靠封建土地所有制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奴役，广大农民只能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无法改良和合理使用土地；小农经济与家庭手工业越益牢固地结合，反过来阻碍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化出去独立经营，这就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封建土地的自由买卖，又使中国的官僚、富商甚至许多作坊主或手工工场主在积累了一定的财富后就去购买土地，以致原始资本不易积累起来；封建王朝为了巩固封建国家的政治基础，长期推行重农抑商和闭关自守政策，使城市工商业极不发达，阻止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因此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特定的经济基础，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政权形式，这就是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在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保护封建的经济基础，建立了一套完整而复杂的官僚统治机构。它体现在地方政权中，就是从秦代开始流行的郡县制。皇帝在各地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士绅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阶级基础，地方官吏只对皇帝负责，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中央，所谓"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体现在中央政权中，就是君权统治一切。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即所谓"朕即国家"，"朕即法律"。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权力大大超过了西欧任何一个专制君主。这种政治制度，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也曾起过积极作用。它使中国很早便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也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避免和缓和不同地域统治阶级内部的纷争，有利于组织修建大型水利灌溉工程和全国范围的经济文化交流。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在上升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诸领域成就斐然，出现了繁荣昌盛的时代。但是，这种政治制度对于社会的发展所起的消极作用也很明显。它形成了盘根错节的封建专制体系，限制了民众的自主意识，造成了日趋腐败的官僚制度，并以繁重的赋税、徭役破坏了简单再生产，以抑商政策和手工业官营破坏了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阻挠了封建社会内部新的因素的产生，扼杀和钳制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从而使中国社会发展长期处于迟缓状态。
中国封建社会的思想文化，是以儒家思想观念为主干，融合其他多种学说观念而逐步形成的。这一思想文化体系，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它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巨大的文化遗产，对中国社会的安定和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中国历代君主总是把儒家学说同宗教神学融为一体，把儒家的"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等专制主义的纲常伦理，赋予"天理"和"神意"的绝对权威，形成了所谓君权、神权、族权、夫权等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臣民稍有触犯，就要受到"国法"和"家规"的严酷制裁。同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为重义轻利，抑止了功利主义的滋长；其方法论为中庸，抹杀了人们冒险进取和勇于开拓的精神；其历史观为循环论，把上古三代之治和大同理想奉为历史发展的归宿，湮没了社会发展、飞跃的客观趋势。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基本上表达了小农经济的要求，符合维护封建社会长期稳定的客观需要。但是，当世界由古代向近代迈进的时候，它又变成了迟滞中国社会发展，束缚中华民族的极大的精神枷锁。
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在其控制全国政权后，前三朝康熙、雍正、乾隆统治的一百多年间，国家曾出现过一番兴旺的景象，史称"康乾盛世"。但到乾隆末年，国势便开始由盛转衰，在嘉庆到道光王朝的鸦片战争爆发前夜，已逐步深陷于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军事危机和思想文化危机之中。
在政治上，皇帝大权独揽，专横独断，朝廷上下昏庸腐败，大都"除富贵而外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除私党而外不知人才为何物"。吏治败坏，"官以贿成，刑以钱免"。他们之中，"为大府(总督、巡抚一类的官员)者，见黄金则喜，为县令者，严刑非法以搜刮邑之钱米，易金贿大府，以博其一喜。""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正是当时吏治腐败的真实写照。
在经济上，人口数量的激增和土地兼并的加快，使广大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据1812年的统计，直接或间接掌握在皇帝手中的土地竟达8300万亩，如道光皇帝的大臣琦善占田达256万亩。大量的土地兼并造成了"田主不知耕，耕者多无田"、"一邑之主，有田者什一，无田者什九"的局面。在地租、赋税、徭役和高利贷的重重盘剥下，千千万万的小农家庭终岁勤劳亦不得温饱。社会已到了连简单再生产也难维持的地步。
在军事上，清王朝军备废弛，军力衰败，虽拥有22万八旗兵和66万绿营兵，但这支曾经称雄一时的军队已是腐败不堪，严重丧失战斗力。据当时一些外国传教士刺探到的清军情况记载；"火药质量低劣，炮的保养和使用都极坏，……所以他们的军事工事已陷于腐烂。"就连守卫京师的八旗兵，也是"三五成群，手提鸟笼鹊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军队已基本失去抵御外敌的能力。
在思想文化上，清朝统治者夜郎自大，虚骄自满，以"天皇上国"自居，闭关锁国，拒绝接受一切外来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自我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使中国失去了走向近代化的契机。
总之，19世纪的世界历史呈现给人们的是：一边是生气勃勃的西方新兴资本主义的崛起，一边是腐朽没落的中国封建主义的日趋衰败。
早在1792年和1816年，英国政府就曾两次派使臣来华，要求清政府增开口岸，降低和减免货税，并允许其商人在沿海地区寻觅居留地。清朝皇帝都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为由，断然拒绝了英国人的要求。而在此前，西方资产阶级向中国倾销商品的企图，遭遇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阻挡。为了尽快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西方资产阶级无耻地利用鸦片砸开中国的大门。他们利用贿赂清朝官吏、勾结中国私贩、快艇武装走私等手段，将大量鸦片运人中国。鸦片在中国的泛滥，不仅使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而且使中国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1838年9月，湖广总督林则徐上奏朝廷，如不严禁鸦片，只怕"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鉴于兵、饷问题的严重性，道光皇帝从维护其统治出发，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
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将从英美烟贩手中搜缴的2万多箱、237万多斤鸦片，在虎门当众销毁，取得禁烟斗争的重大胜利。
虎门销烟激怒了英国政府，他们决定"用大炮和刺刀教训野蛮的中国人"。1840年6月，一支由48艘舰船、540门大炮、4000名士兵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开到中国东南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爆发。这次战争前后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虽然中国民众和清军爱国官兵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昏庸，主降派的妥协破坏，战争终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
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下关的英舰汉华丽号上，清政府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政府全权代表璞鼎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接着，美国、法国接踵而至，胁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此，古老的中国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
(二)中国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
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又对中国发动了多次侵略战争，主要有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侵战争。在一次又一次西方资本主义战争打击下，中国社会经历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加深，到最终形成的全过程。
西方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统治的过程。这两种斗争彼此紧密联系，构成了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历史，构成了近代社会以来中国革命的主要内容。
鸦片战争中，尽管清政府昏庸愚昧和推行妥协求和政策，但清军爱国将领与士兵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东南沿海的人民，自发地参加到反抗外来侵略者的斗争行列之中。他们或配合清军对敌作战，或发起组成各种"义勇军"，以各种形式打击入侵英军。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是广州市郊三元里"平英团"的抗英斗争。广大东南沿海民众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斗争，充分证明人民群众具有高度的爱国热忱，是反抗外来侵略，保卫国家独立的生力军。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进入风云变幻、激烈动荡的时期，阶级矛盾和社会危机空前严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重，反抗越烈。在数年连绵不断的人民反抗斗争中，终于汇成一股近代中国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领拜上帝会会众，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为太平军。3月，洪秀全在宣武东乡称天王。9月，洪秀全在永安分封诸王，整顿军纪并建立各种制度，太平天国政权初具规模。1852年4月，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北上，克湖南，入湖北，下武汉，然后沿长江东下，一路浩浩荡荡，所向披靡，在一个月内，连克九江、安庆、芜湖，于1853年3月19日攻克南京，改名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了与清王朝对峙的农民革命政权。为了击破清军包围，太平军旋即进行了北伐与西征。至1856年春，太平军先后击败了清军在天京外围建立的江南、江北大营，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力图建立一个"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人间天国，于1853年和1859年先后提出了两个纲领——《天朝田亩制度》和《资政新篇》。这些纲领反映了中国农民试图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达到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境界。但是，这一理想蓝图是按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眼光制定的绝对平均主义方案，违背了社会发展规律，因此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事实上也没有真正实行过。
太平天国政权与清政府南北对峙了14年，太平军驰骋转战十八省，先后攻克六百余座城镇，其规模之宏大，时间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是历代农民运动不能比拟的，是中国几千年来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猛烈地冲击了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加速了清王朝的崩溃；它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表现了中国农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气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进程，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太平天国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1864年7月19日，天京被湘军攻破，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失败。
太平天国的悲剧，是历史的必然。它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旧式农民战争即使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也还是不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问题。这一方面是由于农民阶级不代表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具有诸多阶级局限性，难以担当领导民族、民主革命的重任；另一方面是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面对的不仅是腐败的封建王朝，还有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半个世纪以后，北方农民发起的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
(三)从改良到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
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反抗，也逐渐惊醒了中国的先进分子。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爱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看到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要求变革社会，主张放眼世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近代中国仁人志士为拯救中国、抵抗侵略而寻求真理的先驱。
19世纪60年代以后，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和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打击，如何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已成为清王朝面临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时，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分化出一个以奕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新政治派别。他们接过林则徐、魏源等人"师夷之长技"的口号，标榜"自强求富"，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以维持封建统治。主其事者，被称为洋务派。
洋务运动大体上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1861年清政权正式成立总理衙门到19世纪7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重点是创办军事工业。从19世纪70年代初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为第二阶段，由于在办军事工业中遇到了财政困难问题，因此提出"寓强于富"的口号，采用"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先后创办了一批与军用工业有关的民用企业。这些企业虽已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企业支配权仍掌握在代表国家政权的洋务派手中，企业内部实行垄断经营，商股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这些企业不是中国民族资本企业，仍属于官僚资本的范畴。
清王朝内部的洋务派和顽固派，在维护封建统治上只是手段方法上的不同。但洋务派搞的洋务运动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确实产生过某些进步作用，诸如，转变社会风气，使用机器生产，培养技术人才，传播科学知识，等等。
与洋务派创办民用企业的同时，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及少数华侨投资于新式工业，产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1894年前，民族资本创办的大小近代企业共有一百余家，创办资本五百多万两，雇佣工人三万左右。其中较著名的有：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简村设立的继昌隆缫丝厂，轮船招商局会办朱其昂在天津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徐鸿复等在上海集股设立的同文书局等。
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为新的社会政治运动的发生奠定了社会基础。资产阶级改良派所代表的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企图通过说服封建统治者来进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良运动。1895年发生的"公车上书"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百日维新"使维新运动达到高潮。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新政从这一天开始，至9月21日顽固派发动政变，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这一年为旧历戊戌年，又称为"戊戌变法"。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立即废除各项新政，恢复了旧秩序。大批同情与支持新政的官员遭贬黜。康有为、梁启超在外国势力的帮助下亡命海外。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位维新志士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一场和平的维新运动以流血而告终。
这次运动是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争取自身政治地位和谋求自身经济发展的一次爱国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派前后多年大力宣传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大胆抨击封建主义，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启蒙作用，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戊戌变法的失败也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不能把中国的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引向成功。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勾结。西方列强采取"以华制华"政策，通过扶持清朝傀儡政府，加强对中国的全面控制。清政府也彻底转化为西方资本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甘愿充当"洋人的朝廷"。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同清政府的矛盾。推翻清政府已成为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焦点。历史呼唤革命运动的兴起。
20世纪初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获得一次虽然有限却是相当有利的发展机遇。首先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掠夺的加深，使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一步遭到破坏，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进一步扩大，投资设厂经商有利可图。其次是全国各地掀起的抵制外货、收回路矿权等反帝爱国运动，打击了列强在华的商品倾销和投资活动。加上清政府迫于维持自身统治不得不实行"新政"，颁布了一些"提倡"、"奖励"工商业的法令。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到了一触即发之时。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正是点燃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燎原烈火的先驱者。
1894年11月，孙中山联合二十余名华侨，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提出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口号。而后又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决心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此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纷纷组织革命团体，如以黄兴为会长的华兴会，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和吕大森为所长的科学讲习所等。他们创办刊物，出版书籍，广泛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开展反清活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在日益壮大，建立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条件日趋成熟了。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来到中国留学生集中的日本，着手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得到黄兴、宋教仁等人的支持。他们决定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建立中国同盟会。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举行成立大会，讨论通过了由黄兴等起草的同盟会章程，并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同盟会的宗旨。同时规定：同盟会本部暂设东京，本部机构依三权分立原则，总理之下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同盟会总理。同盟会成立后，海内外革命者纷纷加人，不到一年，会员总数达一万人以上。
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有明确政治纲领和组织机构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的成立，使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领导核心，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同盟会成立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斗争。从1906年底至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前，革命党先后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主要有：1906年12月的湘赣边界萍、浏、醴起义，1907年7月的秋瑾、徐锡麟发动的皖浙起义，1908年的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和1911年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等。这些起义虽未获得成功，却加速了革命高潮的到来。
20世纪初，帝国主义掠夺了中国的大批铁路置办权和矿山开采权，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收回路矿权利。1911年5月，清政府为求得帝国主义的支持，宣布"铁路国有"，将已归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这一出卖主权的行径立即遭到湘粤鄂川四省人民的强烈反对，由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风潮。其中四川的斗争尤为激烈，参加者不下数十万人。清政府为平息四川保路运动，从湖北调集兵力入川镇压，这为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时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党人迅速控制了武汉三镇，并成立湖北军政府，号召各省起义。各省纷纷响应，相继宣布独立。江浙革命军占领南京后，各省都督府代表齐集南京筹建中华民国。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回国；29日，聚集南京的十七省代表公推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2月12日，清帝退位，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
南京政府成立了参议院，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同时制定和发布了若干有利于发展民族经济、推动民主政治和发展文化教育的法令。
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用革命暴力的手段，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革命，因而是一次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这对于推动中国社会进步，促进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开辟了道路。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未能得到巩固和发展，并很快丧失掉。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由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辛亥革命失败了。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却未能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统治地位，使中国真正获得独立；辛亥革命虽然建立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却又将革命的胜利果实拱手让给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致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名存实亡，中国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最终仍然未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是以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不仅得到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而且玩弄了种种阴谋手段，对革命派软硬兼施；二是混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旧官僚和旧政客从内部瓦解了革命派，充当了袁世凯的帮凶；三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过于软弱，缺乏彻底地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勇气和力量，甚至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存有幻想，结果受骗上当，葬送革命胜利成果。
辛亥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证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敌人，它们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是要以种种卑鄙手段来扼杀革命，以维护其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虽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但其天生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决定了它难以领导中国民主革命走向彻底的胜利。中国必须寻找一种新的能够抵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的新兴力量，中国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相关链接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全面爆发，谱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夺取全国胜利的新篇章。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列强侵略的进一步加深，中国沦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同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加剧。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对外妥协投降，对内横征暴敛，促使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各地群众奋起反抗，斗争风起云涌。但是这些斗争都是自发的，缺少组织和领导。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理论，组织革命政党，先后发动过十次武装起义，虽然遭到了失败，但每次起义都起到了宣传革命、振奋人心的作用。
湖北位居长江腹地，武汉素称"九省通衢"，是水陆交通中心。西方列强早就在这里辟租界、开商埠、办工厂，掠夺原料，倾销商品，把侵略的魔爪伸向城乡各个角落。这就阻碍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农村经济走向破产，人民被迫走上革命的道路。
1904年7月，武昌出现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随后又陆续成立日知会、文学社、共进会等秘密革命组织。湖北革命党人深入新军，宣传革命，在士兵中发展革命组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工作，直到武昌起义前夕，新军中已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参加了革命组织，成为起义的主力军。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同盟会领导人决定把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实现了湖北地区革命组织的大联合。当年夏天爆发的四川保路运动，预示着全国革命风暴的到来。由于武汉新军大部被调入川，统治者武力减弱，武昌起义的条件已经成熟。
9月24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举行联席会议，推蒋翊武为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制定了起义计划。但实际上起义并没有按预定计划进行。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革命总机关赶制炸弹时不慎爆炸，文件全被俄国巡捕搜走，机关暴露。蒋翊武得知此消息，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当晚起义。但因命令未能及时送到，起义没有实现。湖广总督瑞澄下令搜捕党人，武昌机关遭到破坏。10月10日，瑞澄继续按册捕人，形势十分严重。在这紧急关头，新军中的革命党人自动联络。当晚7时过后，工程第八营革命党的总代表、后队正目(相当班长)熊秉坤领导该营首先发难。他率领十多名士兵直奔楚望台军械库，守库的本营左队士兵鸣枪配合，顺利地占领了楚望台。工程营左队队官(相当连长)吴兆麟被推为临时总指挥。当天夜里1l时左右，革命军以工程营为主力，分三路向督署发起猛攻，督署守兵千余人以强大火力阻击，各军均不得手。午夜时分，发起了第二次进攻，瑞澄闻炮丧胆，从督署后墙凿洞逃遁。凌晨2时，革命军再次发动进攻，终于在黎明前攻下督署。武昌起义胜利了!革命军先后占领汉阳、汉口，武汉三镇完全光复。这是孙中山领导革命起义以来第一次取得的胜利。消息传出，全国和全世界为之震动。
11日湖北军政府在武昌宣告成立。由于原来的起义领袖被捕、被杀、受伤或逃匿，群龙无首，加上革命党人没有认识到掌握领导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只有社会上有"名望"的人才能号召组织政府，于是拥戴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统领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推举湖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首领汤化龙为总参议。黎元洪料想革命不会成功，推托不肯上任。革命党人便组织谋略处，担负军政府的领导责任。五天以后，黎元洪再也拖不下去，见清王朝大势已去，才宣誓就职。他上台后，谋略处即被撤销，军政府被改组，立宪派分子及反动官绅纷纷挤进革命政府。革命党人虽然与之进行反复斗争，终究未能扭转以黎元洪为首的旧官僚、立宪党人控制湖北军政府的局面。
湖北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宣布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又公布了《中华民国鄂州约法》，规定主权属于人民。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在中国第一次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此外，军政府发布各种文告，号召各省起义，促进了革命的继续发展。在外交政策方面，军政府宣布清政府以往所有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按期偿付，各国在华既得利益"一体保护"，
表示革命"并无丝毫排外性质"，这是资产阶级软弱性和妥协性的表现。
武昌起义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和清王朝的极大震恐。西方资本主义各国迫于革命形势，不得不宣布"严守中立"，同时又派军舰集结武汉江面，作武装干涉的准备。清廷则于10月12日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新军两镇南下进攻革命军，14日再度起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委为湖广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世凯想趁机攫取更大更高的权位，以"足疾未痊"为理由假意拒绝出任，直到清廷委他为钦差大臣，给他统率水陆各军的大权，他才"出山"南下。10月17日清军不断向刘家庙增兵，于是爆发了阳(汉阳)夏(夏口，今汉口)战斗。湖北革命军民奋起保卫武汉，群众踊跃参军，几天之内，军政府扩军达四万人。新兵奋勇投入战斗，工农手持刀矛助战，19日大败清军于刘家庙，首战告捷，汉口全市张灯结彩庆祝。27日，袁世凯命第一军冯国璋部反攻，刘家庙复陷敌手。次日革命军又退大智门。清军纵火劫市，大火延烧三昼夜，汉口繁华之区化为焦土。11月1日汉口失陷。3日，由上海赶来武昌不久的同盟会领袖黄兴受命为战时总司令，16日率部偷渡汉水，反攻汉口未克，次日退守汉阳。21日清军进攻汉阳，黄兴率革命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27日汉阳又告陷落。历时一个多月的阳夏战斗结束。革命军维持着与清军隔江对峙的局面。
武汉地区的军事遭到挫折，但武昌起义造成的革命形势是反动力量无法扭转的。武昌起义后，短短一个多月，全国有14个省先后宣告"光复"和独立，革命风暴席卷神州大地，最后终于推倒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尽管以后还出现过几次短命的复辟丑剧，武昌起义终究导致了中国二千多年来封建王朝统治的结束，它的历史意义是深远而重大的。
二、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产生
(一)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尾声与新时代曙光
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后，加快了实施独裁统治的步伐。1913年6月，他强迫国会议员"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然后借口国民党议员与"二次革命"有牵连，宣布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法再行开会。1914年1月，他下令解散国会。3月，袁世凯召集由他指定人员参加的"约法会议"，制定了一部"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总统任期延长为10年，可无限期地连选连任，总统继任人也由现任总统推荐。这样，袁世凯不仅成了"终身总统"，而且还能使总统职位由袁家世袭。至此，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已荡然无存。
更使国人难以容忍的是，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发布文告，接受所谓"劝进"，正式称"中华帝国皇帝"，定1916年为"洪宪元年"，准备于元旦正式"登基"。而在此前，袁世凯为了取得西方列强的支持，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对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竟然表示除第五项容后协商外，其余要求全部接受。
袁世凯卖国独裁、复辟帝制的活动，激怒了全国人民，各地迅速掀起了反袁护国的高潮。1915年12月，蔡锷宣布云南独立，出兵讨袁，发动了护国战争。护国军分三路进兵，节节推进。贵州、广西、广东等省随之相继独立，其他各省先后响应，迅速形成了反袁护国的高潮。西方列强看到袁世凯已陷入绝境，也改变了对帝制的态度。此时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日益激化，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等袁世凯死党，或辞职不干，或拥兵观望，有的还与反袁势力暗中联系。处于众叛亲离困境的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下令，取消帝制，废除洪宪年号。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一命呜呼。
护国战争虽挫败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具有恢复民国的进步意义，但并没有改变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局面，更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袁世凯死后，中国出现了军阀割据、派系纷争的局面。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分别操纵和扶植一派或几派军阀，作为间接统治中国的代理人，各派军阀各自投靠一个或几个西方资本主义强国，割据称雄，相互间你争我夺，混战不已。
北洋军阀集团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军阀集团，主要有：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背靠日本，控制陕西、山东、安徽、浙江、福建等省；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背靠英美，占据直隶、河南、江苏、江西、湖北等省；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在日本支持下控制着东北的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此外还有一些地方军阀势力，如山西的阎锡山，桂系的陆荣廷，滇系的唐继尧等。
护国战争后，掌握北京中央政府实权的段祺瑞，力图以武力统一全国，建立军事独裁专制统治，这就加剧了皖系与各派军阀间的矛盾。其间发生了所谓"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和"张勋复辟"等事件。为此，孙中山联络西南各省地方势力，举起护法旗帜，号召打倒"假共和"，"拥护约法，恢复国会"。1917年8月，孙中山在广州召集了国是会议，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与北京段祺瑞政府相对峙。9月1日，孙中山当选为军政府大元帅，宣布段棋瑞为国民叛逆，号召讨伐，随即出兵，开始了护法战争。
然而，投入护法旗下的各派军阀各怀鬼胎。孙中山虽为军政府大元帅，却并未掌握兵权。当各派军阀控制了湖南、四川后，很快与直系达成妥协，通电主和，排挤孙中山，对抗军政府，并中断了护法战争。1918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离粤赴沪，护法运动宣告失败。1920年11月，孙中山由沪抵粤，发起第二次护法运动，并积极策划北伐。后由于陈炯明叛变，第二次护法运动失败。
护国战争与护法运动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完成辛亥革命未竟事业而作出的努力，但最终都失败了。这表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陷入绝境，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难以完成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重任，资产阶级共和方案不能救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无法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过早地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中国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虽然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一个也没有得到解决，但历史发展以其不可逆转的力量，正在孕育一个伟大新时代的出现。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首先是中国社会群体结构变化的必然要求。辛亥革命后，随着仿效西方的资产阶级教育制度的推行，中国知识分子人数迅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915年的学校数已达12．9万余所，其中大学10所，专科学校94所，学生数达429万多人。这一时期的出国留学人员和学成回国人员日益增多。所有这些新兴的知识分子群体正逐步成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他们所接受的新思想、新理念，决定了他们必然要奋起，去冲击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
其次是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趋势。辛亥革命没有根本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社会变得更为黑暗。孙中山在《建国方略·自序》中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而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呼唤着先进的中国人前仆后继。原先的革命队伍在经历了犹豫、彷徨、分化、改组一系列过程后，又汇合成一支新的力量。这支力量接受过戊戌维新思想的哺育，较多地受到西方思想和学术的熏陶，有的人参加过辛亥革命斗争，一般都比较年轻，富于革新，敢想敢为，他们总结了经验教训，必将再一次奋起。
再次是急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总结欧洲革命经验的结果。如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认为，辛亥革命所以失败，所缔造的中华民国，所以只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是因为没有一次思想上的革命。他说："这腐旧思想布满了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提倡民主，反对专制。在当时，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和民主制度，即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和军阀统治，反对为专制政治服务的封建旧伦理、旧道德，提倡个性解放，要求平等自由，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第二，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科学主要是指西方16世纪以来的自然科学，提倡以科学的态度对待传统观念和一切社会问题，反对迷信，反对偶像崇拜，宣传进化论、唯物论和无神论。
第三，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即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
由于时代的局限，新文化运动并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运动的参加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的范围，没有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没有把反封建的思想启蒙运动与反帝反封建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没有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中国文化遗产；不是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甚至盲目主张"全盘西化"。尽管如此，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仍是主要的。它冲击了封建主义、封建伦理道德以及封建迷信和愚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传播能够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新思想开辟了道路。它促使人们更加迫切地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为中国先进分子接受十月革命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之时，1917年11月7日，中国的北邻俄国发生了由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1918年2月，《申报》又刊登了苏俄政府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十月革命的胜利，使那些在救国道路中屡遭失败，处于苦闷、彷徨之中的中国先进分子受到了极大的鼓舞，看到了中华民族解放的新希望，给他们以重要启示，并开始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从而得出"走俄国人的路"的新结论。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组织新的革命团体，创办革命刊物，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这预示着新的革命高潮即将来临。
(二)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使中国民主革命的进程发生了质的转变，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近代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中国社会每况愈下，逐步滑向历史谷底。虽然中国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力量都曾为拯救国家做出过各种努力，但最终都陷于失败境地。国家的状况越来越糟，环境使人的生存日益艰难，社会基本矛盾越来越激烈，这预示着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将不可避免。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和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由新文化运动带来的新思想的传播和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中国人民及其先进分子的新觉醒，这一切又为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性飞跃提供了可能性。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而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则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巴黎和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集团在巴黎召开的"和平会议"，实际是在英、美、法、日、意等国操纵下的战胜国分赃会议。中国也是协约国之一，曾派出20万华工参加协约国战争勤务，所以也以"战胜国"资格派出代表出席了和会。中国代表陆征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王正廷(参议院副议长、南方军政府代表)，还有施肇基、魏辰等五人，在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向"和会"提出：取消外国在华特权，取消日本与袁世凯签订的"二十一条"，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力"。对前两条要求，和会最高会议根本不予理睬，借口不属于会议权限，拒绝讨论。对第三条要求和会最高会议在讨论时，英、美、法等国只邀请日本代表参加，而将中国代表拒之门外。1919年4月30日，最高会议通过了对德和约中的中国山东条款，竟然规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和利益转让给日本。而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个和约上签字。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举国上下群情激愤，蕴藏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反帝怒潮，立即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首先起来抗争的是青年学生。帝国主义宰割中国的残酷现实，使他们感到只有丢弃依靠外力收回国家主权的幻想，奋起抗争，才是挽救民族危机的出路。1919年5月3日晚上7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北京各大专院校学生一千余人齐集北河沿法科礼堂举行大会。大会先由北大新闻研究会会员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上山东问题交涉失败的经过及当前形势，然后由各校学生发言。发言者慷慨激昂地痛陈亡国惨祸在即，号召大家奋起救亡。法科学生谢绍敏悲愤填膺，当场将中指咬破，扯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悬于台前，全场顿现一种凄凉悲壮的气氛。最后，会议决定提前于5月4日在天安门前举行学界大示威和进行其他一些活动。
5月4日下午1时许，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三千多学生按预定计划，从四面八方汇集天安门前。他们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除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誓死力争"等口号，一致主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惩办北洋军阀政府的三个亲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在学生代表宣读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中，愤怒地呼出了我们民族的心声：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
会后，爱国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开始了游行。在雄壮的口号声中，游行队伍直奔外国使馆区——东交民巷，遇阻后即直奔曹汝霖的住地。愤怒的学生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火烧了曹汝霖住宅。北京军阀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学生被捕32人。
从5月5日起，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实行总罢课，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各地学生的声援，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同情和支持。在各界人士的声援和舆论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不得不于5月6日晚释放了被捕的学生。但是，对学生提出的爱国政治要求仍置之不理。
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宣布总罢课。在总罢课期间，学生们大规模地开展各项爱国活动，组织"十人团"上街演讲，进行反帝爱国宣传；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发行《五七日刊》，扩大爱国宣传；组织护鲁义勇队，进行军事训练。从6月3日起，北京学生重新走上街头演讲。当天，学生被捕一百七十余人，第二天又有七百余人被捕。第三天五百多演讲学生受到军警马队的冲击。
6月3日，北京学生大批被捕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引起上海各界人士的震惊。6月5日，上海的工人和商界首先起来罢工、罢市，声援学生的爱国斗争，参加罢工的上海工人有六七万人。从6月5日至10日，上海的罢工规模迅速扩大，各行各业和沪宁、沪杭两线铁路工人，几乎全部参加了罢工斗争。接着，唐山和长辛店铁路工人和商人相继罢工、罢市。至此，五四运动扩展到二十多个省区，一百多个城市，参加者也由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发展为以工人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运动中心也由北京转到了上海。
全国性声势浩大的斗争浪潮，使北京政府深陷于政治危机之中，不得不释放了全部被捕的学生，撤销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的职务。中国代表也被迫发表声明："山东不保，和约不签"。至此，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目的的五四爱国运动，终于取得了重大胜利。
五四运动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五四运动的杰出历史意义，"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把中国民主革命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开始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一批受十月革命影响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五四运动推动了中国人民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相结合；五四运动在国际上也产生深刻影响，使列宁和刚成立的共产国际开始关注和重视中国的革命运动，随即便派出使者，与中国革命运动建立起联系。
(三)中国共产党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从大的社会历史背景看，是中国近代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从现代政党产生的内在规律看，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并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阶级基础。中国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基本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使用机器生产的工人出现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伴随着外国资本进入中国而形成的，主要是海员、航运和码头工人。19世纪60年代起，在洋务新政中，清政府的官僚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企业和采矿、炼铁企业，这又产生了第二阶段近代产业工人。19世纪70年代后，中国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开始投资棉纺、织布、缫丝等近代工业，在这些工厂中又产生了第三阶段近代产业工人。1870年前后，中国产业工人约有l万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时，已经有近代产业工人9万多人，他们主要集中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大城市。
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一度有了较大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起来。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工矿企业的工人达到六十多万，加上海员、铁路工人，总数已超过百万。1919年五四运动前增加到二百多万人。中国工人阶级是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具有世界无产阶级的一般共性特点，即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最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没有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除此之外，还具有自己的特殊优点：一是集中，主要集中在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和纺织、铁路、矿山、航运、面粉、卷烟等大企业中，便于形成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二是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劳动条件恶劣，政治地位低下，生活贫困，因而具有极强的反抗性和革命性；三是大部分出身于破产农民，和农民有着天然的联系，便于和广大农民结成战斗的联盟。因此，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历史上最先进、最革命、最有力量、最有前途的阶级，是中国革命当之无愧的领导阶级。
中国无产阶级从它诞生那天起，就进行了反剥削、反压迫的英勇斗争。但总的来看，五四运动前，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还处在自发阶段，还不能认清本阶级的历史使命，组织上起支配作用的都是一些民间秘密团体。促使中国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正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武器与工人运动这一物质武器的结合，才产生出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力量。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过程，也是同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开展斗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最初传入中国，只是众多社会思潮中的一种，也并不占主流地位。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人民指导革命、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是先进的中国人对各种西方思潮综合比较，择优从善的结果。
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中原来的统一战线开始分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先后与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以张东荪、梁启超为代表的伪社会主义和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展开论战。通过这些论战，马克思主义以自己的真理性，战胜了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扩大了自己的阵地，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并成为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源泉。
1920年春起，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开始筹建中国的工人阶级政党。最早着手建党工作的是李大钊和陈独秀。
1920年2月，陈独秀与李大钊商讨和交换了组建政党的意见，并相约在上海和北京分别开展活动，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无产阶级政党的筹建工作，得到了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的帮助。4月间，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与杨明斋来华，先在北京和李大钊等建立了联系，然后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他们对陈独秀和李大钊的建党准备工作给予了帮助。
1920年8月，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首先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由陈独秀任书记。上海组负责与各地马克思主义者联系、发起和筹备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久，北京、武汉、广州、长沙、济南，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在国外，旅法旅日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开始了建党活动。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上海组从1920年9月起将《新青年》改为党的机关刊物，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这两个刊物比较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及共产党的基本知识。上海小组还发起并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其他各共产主义小组，也纷纷利用各自创办的公开报刊发表文章，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特别注重在工人中积极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如上海的《劳动界》、《伙友》、《印刷工人》，北京的《劳动音》、《工人月刊》，广东的《劳动者》、《劳动妇女》，山东的《劳动周刊》、《济南劳动月刊》等，这些刊物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典型的事例，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基础知识的教育。同时，共产主义小组还逐步将工人组织起来，教育工人群众提高文化觉悟，发现和培养工人先进分子。1920年秋，上海组由李启汉在沪西开办工人半日学校。11月，在陈独秀等人的帮助指导下，上海成立了中国工人阶级第一个工会组织——上海机器工会，会员三百七十多人，出版了工会刊物《机器工人》。12月，又成立了上海印刷工会，会员有一千三百余人。1921年1月，北京组由邓中夏等组织成立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随后成立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成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成熟。
1921年7月23日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出席大会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共12人，代表全国五十多名党员。他们是上海代表李达、李汉俊，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代表王尽美、邓恩铭，广东代表陈公博，旅日学生代表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到会。陈独秀、李大钊因故均未参加。最后一天的会议，因法国巡捕搜查会场，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继续进行。大会通过了党的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实现共产主义。党纲还规定各级党的委员会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党的地方执行委员会必须接受党中央的领导和监督，忠实执行党的纲领和政策；规定吸收党员必须具有严格的手续和条件，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纪律。大会通过了关于党的工作的决议，确定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建立产业工会，在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大会还选举了以陈独秀为书记的中央局作为党的领导机构。党的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由于一大的原始文献没有保存下来，延安时期一些党员询问到底应该在哪一天庆祝党的生日时，当时在延安的两位一大代表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之后说，就把每年7月的头一天作为党的生日吧。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论持久战》的讲演时就明确指出："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从此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把这一天作为党的诞生日来纪念。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革命就有了新的领导力量，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立即投入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火热斗争之中，并在实践中努力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探索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1922年7月，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大会根据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精神，分析了中国社会的性质，提出了关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指出：党的最高纲领是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但党在现阶段的纲领还不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样，中国共产党就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指明了现阶段革命斗争的目标。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再一次表明只有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才能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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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斗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也是同各种错误的社会思潮开展斗争的过程。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中原来的统一战线开始分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右翼公开反对马克思主义，于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进行了公开的论战。
首先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胡适于1919年7月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指出，当前舆论界存在着一种空谈外国"主义"的危险倾向。"高谈主义，不研究问题的人，只是畏难求易，只是懒。"他还举出一些"火烧眉毛"的紧急问题，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大总统的权限问题、卖淫问题、卖官卖国问题，等等。
对此，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进行反驳。他首先指出"问题"与"主义"是不能绝然分离的，因为"问题"的解决依赖于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努力。他坦率地承认自己是"喜欢谈论布尔什维主义"的，因为它才能使问题有个根本的解决。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问题一旦解决，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妇女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等都可以解决。李大钊进一步明确指出，中国当前的道路是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以革命的手段从根本上解决中国问题。
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逐步结合起来。在这种形势下，从1920年冬至1921年初，早期共产主义者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又进行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张东荪在《时事新报》发表文章，一面声称资本主义必倒，社会主义必兴，一面又说中国的当务之急在于开发实业。认为实业发达了就可以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救中国只有发展资本主义这条路。梁启超也发表文章，支持和发挥张东荪的主张，竭力反对阶级斗争。为了揭露张东荪、梁启超所鼓吹的伪社会主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何孟雄等相继发表文章，给予回击。陈独秀认为，中国需要开发实业以增加财富，这是无可争辩的。问题的实质在于需要以什么方式来达到。资本主义不可能拯救中国。中国的产业发展程度确实不及欧美，但并非中国没有自己的工人阶级。中国的阶级压迫极为深重，阶级矛盾不能折中调和，工人阶级迫切要求解放。在农村，也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农民迫切要求革命。中国必须建立工人阶级的政党，进行社会革命，这是改造中国的唯一途径。
除了以上两种改良主义思想外，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也曾同马克思主义展开过大规模的论战。无政府主义早于马克思主义，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因为它主张社会革命，推翻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平等自由。这些带有激烈的反专制主义色彩的思想，在长期受封建专制主义压迫的中国，确能得到许多人的共鸣。很多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在早期活动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但无政府主义同时也主张废除一切强权，建立个人自由不受限制的无政府社会，即不要政府、不要国家、不要组织、不要领导、不要权威，等等。这种绝对的自由平均的主张从本质上来说是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很多人将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混为一谈，甚至相当多的无政府主义者还自以为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便是所谓绝对自由和绝对平均的无政府主义。他们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区别，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1920年9月，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反击无政府主义。陈独秀等人认为，个人的绝对自由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如果实现了个人的"绝对自由"，就意味着消灭了自我以外的其他人。无政府主义要保护人人绝对自由，凡事要人人同意，九十九人赞成、一人反对也不能执行，这是极为荒谬的。另外，对"强权"要作阶级分析，问题并不在强权本身，而在于强权为谁掌握。在阶级对立存在的社会里，放弃强权就意味着受对立阶级强权的控制。这次论战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由此分清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从而更加坚信马克思主义。
除上述三次论战之外，马克思主义也同其他一些思想流派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思想交锋，马克思主义以它强大的生命力跃居中国思想界的主流地位，为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国共合作和国民革命
(一)国共两党统一战线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工作重心放在了领导工人运动上。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上海成立，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并出版了《劳动周刊》。随后又在北京、长沙、济南、广州设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指导各地工人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中国工人运动以崭新的面貌和前所未有的规模发展起来。
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罢工达一百多次，参加人数在30万以上，掀起了党成立后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香港海员罢工、安源路矿罢工、开滦煤矿罢工和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等。
1922年1月，香港海员大罢工是这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1923年2月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将这次工人运动推向高潮。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遭直系军阀吴佩孚禁止，并出动军警强占总工会。2月4日，京汉铁路全线3万多工人举行总罢工。2月7日，吴佩孚对罢工工人进行了血腥屠杀。第一次工人运动遂告失败。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出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威望。然而，此次斗争的失利，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不能只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战，必须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阶级、阶层、党派、团体，组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以战胜强大的敌人。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就能够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策略提上议事日程，这应归功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和自身革命活动的实践体验。1922年初，在莫斯科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代表张国焘、张秋白、邓培，一再询问并建议两党可否合作。国共两党代表都向列宁表示可以合作。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公开表示愿与革命的民主派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这年8月，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议，以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合作"方式，建立联合战线，推动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会议经过充分讨论，授受了马林的建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参加国民党。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指示，着重讨论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代表们依据共产国际一月决议展开热烈讨论，最后对国共合作的方针和办法作出了正式决定。由此，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正式形成。
中国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虽然一直坚持着民主革命立场，但在与北洋军阀的斗争中，屡遭挫折和失败，找不到革命成功的真正出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彷徨中的孙中山新的希望，使他转向以俄国为师。
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和第二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联合地方军阀势力反对北洋军阀统治的策略彻底破产。此时，中国共产党和苏俄政府向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8月下旬，马林与孙中山在上海会谈，正式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孙中山立即接受这一建议。1923年1月，苏俄政府代表越飞与孙中山会晤，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表明孙中山开始放弃对西方资本主义强国的幻想和欢迎社会主义苏俄政府的帮助。至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正式确立。此后，孙中山加速了改组国民党的步伐。1922年9月4日，他召集上海及各省国民党负责党员53人开会，商讨如何改进国民党的问题。1923年1月1日，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提出"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8月，孙中山派出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和党务。10月6日，苏联政府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被孙中山聘为政治顾问。此后，大批苏联政治、军事顾问来广州工作。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举行，讨论改组计划。会上，孙中山宣布廖仲恺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负责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同时正式邀请鲍罗廷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处理国民党改组事宜，并负责起草党章。
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出席代表165人，其中包括中共党员代表23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孙中山主持会议。大会通过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应时代潮流的新解释，使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新三民主义，与中共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相同。新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为：
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宣言表明："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旧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没有反帝的口号，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
民权主义，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民权主义，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而非少数人所私有的民权主义。这一强调政治权力的主张与中共二大宣言争取工农权力的政纲基本相同。
民生主义，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不久，孙中山又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这些，都有冲击封建土地制度和限制独占资本的内容，对于改善工农民众生活有积极作用。
但是，新三民主义和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之间仍然存在着本质区别。其一是革命的彻底性不同。民主革命纲领的理论与实践是一致的，有彻底实现人民的权力、利益的政策和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三民主义则没有。其二是革命的最终目标不同。民主革命纲领是要继续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三民主义则不是。其三是指导思想不同。民主革命纲领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三民主义是所谓的民生史观，实质是以二元论或唯心论为指导。两者之所以不同，是由于国共两党的阶级基础不同而产生的。因此，共产党人决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并在合作中必须保持共产党在政治、思想和组织上的独立性。
国民党一大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等10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会后，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重要职务的共产党员有：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伯渠、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这样，国民党就由资产阶级的政党，改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有重大历史意义，它是国共合作正式形成的标志，是大革命高潮的起点。有了国共合作才促使全民族的大团结，才使大革命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大大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二)发动北伐战争和工农运动的蓬勃开展
在国共合作前，广东革命政权并不巩固，它外受北洋军阀的军事包围，内受地方军阀的反动商团的威胁。国共合作促进了广东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在苏俄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认识到必须建立一支可靠的革命军。1924年5月，他在广州黄埔创建了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委任蒋介石为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中共不仅积极参与了军校的筹建工作，而且派出了周恩来、熊雄先后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聂荣臻担任政治部秘书，恽代英、萧楚女任军校教官。许多优秀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被选送到军校学习。以黄埔军校学生为骨干组织的革命武装，在1924年10月镇压商团武装叛乱，1925年2月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和6月回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的斗争中，英勇战斗，保卫了广东革命政府。
1925年7月，广东革命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将所辖部队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10月，国民革命军发动了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的反动势力，收复东江地区。与此同时，国民革命军还南征雷州和海南岛，全歼邓本殷的军阀势力。1926年初，广东革命根据地完成了统一任务，为北伐战争准备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工农运动也迅速发展起来。国民党中央以廖仲恺为部长的工人部和以林伯渠为部长的农民部，利用有利条件，公开领导和发动工农运动。1924年5月，工人部召开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成立广州工人执委会，并组织工人武装工团军。7月，在共产党领导下，广州沙面工人为反对英、法帝国主义限制中国人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举行政治罢工，坚持一个多月，最终取得胜利。这次罢工斗争的胜利，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向高潮发展的起点。国共合作也推动了农民运动的发展。1924年7月，农民部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共产党人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先后任主任，主持了第一至六届农讲所，培养从事农民运动的骨干。1925年5月1日，广东省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省农民协会。此时，全省37个县建立了农会，会员达60万人。湖南、江西、广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也有了发展。
全国范围的大革命运动的兴起，是从1925年五卅运动开始的。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为推动革命形势的快速发展，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明确指出在国民革命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同时制定了进一步开展工、农、青、妇革命群众运动的计划。会后，各地共产党人迅速深入到广大工农群众中去，特别是工人运动之中。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新的革命高潮爆发于上海。5月中旬，在此起彼伏的全国工人罢工运动中，上海日本内外棉纱七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中国工人而举行罢工。15日，日籍职员开枪打死工人领袖、共产党员顾正红，打伤工人十余人。这一暴行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怒。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分析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上海各阶级的动向，决定把工人的经济斗争发展成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并决定5月30日在上海租界内举行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和工人纷纷进入租界宣传演讲并示威游行。英国巡捕逮捕演讲学生，并在南京路上悍然开枪，打死学生、工人13人，打伤多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激起了全上海和全中国人民的愤怒，点燃了全国的反帝怒火。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建立各阶级反帝统一战线。5月31日，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决定从6月1日起实行总同盟罢工。同时发动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上海迅速形成"三罢"高潮，参加"三罢"的工人有二十多万，学生有5万，商铺有两万多家。6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告全国民众》书，号召人民开展反帝斗争，一场规模浩大的反帝怒潮席卷全国。6月11日，上海举行有二十多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向帝国主义提出惩凶、赔款、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队等17项正义要求。
上海五卅运动得到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约有六百多座城镇、一千七百多万人直接投入这场反帝斗争中，其中影响最深、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是香港和广州20万工人参加的省港大罢工。6月19日，为声援上海工人斗争，香港10万工人举行罢工，并纷纷离开香港回到广州，23日与广州各界群众举行游行示威，途经沙基遭到英租界军警镇压，打死52人，打伤一百七十余人。沙基惨案后，广东革命政府宣布同英国经济绝交，并封锁出海口。广州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工人纠察队。这次罢工斗争坚持了16个月，在政治和经济上给英国以沉重打击。
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激发了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精神，推动了全国范围反帝反封建革命高潮的兴起，促进了革命统一战线的发展，提高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威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并为北伐战争准备了群众基础。
鉴于全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和进行北伐战争的条件日趋成熟，1926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作出了支持国民政府北伐的决定。北伐战争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的三股势力，他们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约有军队20万，盘踞在湖南、湖北、河南及河北的南部一带，控制着京汉、粤汉铁路；从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军阀孙传芳，约有军队20万，占据江苏、安徽、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奉系军阀张作霖，约有军队30万，统治着东北三省、津浦路北段以及北京、天津地区。
根据敌众我寡和军阀之间相互矛盾、各自为政的特点，国民革命军制定了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直推直进，迅速消灭吴佩孚部主力，在一段时间内争取张作霖、孙传芳两部中立；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师向东，消灭孙传芳部：最后，北上解决张作霖部。
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叶挺独立团作为先遣队，出兵湖南，援助唐生智部，抗击吴佩孚军，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8个军共10万人，兵分西、中、东三路。西路北伐军以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先占长沙，后取岳阳，随即在粤汉路上的军事要隘汀泗桥和贺胜桥与吴佩孚主力部队展开激战。在当地农民协会的支援下，北伐军连克汀泗桥、贺胜桥，打败了吴佩孚的主力。10月10日，武昌守敌全部被歼，北伐军的红旗插上武昌城头。叶挺独立团及所在的第四军以他们的英勇善战、屡建战功赢得了"铁军"称号，叶挺也获得"北伐名将"的声誉。
西路北伐军歼灭了吴佩孚的主力后，立即调师赴赣，配合中路军攻打孙传芳部队。从9月中旬到11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二、三、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入赣作战，先后攻克九江和南昌，消灭了孙传芳的大部分主力。
东路军向闽、浙进军。因孙传芳主力在江西，闽、浙一带兵力空虚，所以没有发生较大战斗，加上敌军内部分化，北伐军乘势轻取闽、浙两省。
随后，北伐军向长江下游的南京、上海挥师挺进。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北伐军顺利进驻上海。3月24日，又攻占了南京。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全为北伐军控制，北伐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当北伐军高歌猛进之时，北方由冯玉祥部队改编的国民军，也在苏联和中共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挥师南下参加国民革命，11月控制了陕甘地区，然后出潼关攻下河南，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相互支持，互为条件。北伐战争推动了全国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各地工农运动又极大地支持了北伐战争。至1927年3月，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增至二百余万。中国工人阶级在全国总工会的组织下，为支持北伐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广东省港罢工工人组织了三千多人的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随军出征，与北伐军共同战斗。长沙的工人曾收缴溃军的武器，接管长沙，迎接北伐军。这一时期的工人运动，最引入注目、影响最大的是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斗争和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7年1月初，武汉人民举行庆祝国民政府北迁和北伐战争胜利大会。3日下午，大批英国水兵上岸对集会演讲的群众进行武装挑衅，当场刺死中国海员一人，打伤群众三十余人。英国水兵的暴行激起了武汉人民的愤慨，引发了以工人阶级为中坚的声势浩大的反帝运动。5日，在刘少奇、李立三等领导下，三十多万群众举行了反英示威大会，愤怒的群众冒雨游行，并冲人英租界，驱逐了英国巡捕，夺回了汉口英租界。当日，武汉政府便成立了"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接管了英租界。1月6日，九江的工人和群众也占领并收回英租界。斗争最终迫使英国不得不与武汉国民政府签订协定，同意中国人民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汉口、九江英租界的收回，是中国人民近百年反帝斗争的一次壮举，鼓舞了全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热情，推动了反帝斗争的进一步发展。
为配合北伐军进驻上海，从1926年10月到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三次发动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占领了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市区。
在工人运动日益高涨的同时，农民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1926年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主持制定了《目前农民运动计划》，决定全国农运以浙、鄂、赣、豫四省为重点全面展开。至1927年3月底，全国农会会员已达1 000万人。其中湖南的农民运动尤为突出，到1927年1月，全省75个县中，已有58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会员由原来的40万人猛增到200万人，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以上。
组织起来的农民群众，把几千年来的封建地主特权，统统打倒在地，"一切权力归农会"是农民运动高潮的形象概括。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武装，建立了农民自卫武装，组织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农民协会展开了减租减息斗争，有的地方开始丈量土地，准备分田；农民进行了禁赌、剪发、放足、破除迷信等反对封建恶习的斗争；开展了办学校、修道路、筑塘坎、开荒地等农林建设工作。在北伐开始后的短短几个月里，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业绩，充分显示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
1927年初，毛泽东考察了湖南的湘潭、湘乡等县农民运动，于3月5日发表了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热情赞扬了农民运动创造的伟绩，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进一步阐述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问题。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和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三)国共合作破裂和国民革命的失败
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统一战线内部的各派政治力量之间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和斗争，这一斗争的中心是革命的领导权问题。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右派立即活跃起来。7月，戴季陶出版《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一书，攻击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反对国共合作。8月，国民党右派刺杀了左派领袖廖仲恺。11月，邹鲁、谢持、张继等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公开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要求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的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的共产党员，解聘苏联顾问，并组织了一个反革命的西山会议派。
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虽然继续坚持了反帝反军阀的主张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给西山会议派成员以党纪处分，但是，新右派代表蒋介石却在这次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随后又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总监。新右派的崛起，使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更加严峻。果然，3月20日和5月中旬，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这两件事使他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黄埔军校和第一军的领导权，并导致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辞职；蒋介石又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兼军人部长，随后又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集党权、军权于一身，为日后发动反革命政变作了重要准备。
对于国民党右派争夺领导权、破坏国共合作的行径，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进行了斗争和抵制。但由于缺乏经验和力量不足，更由于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执行了一条右倾路线，因此，这些斗争总体上收效不大，蒋介石等新右派篡夺领导权的一系列阴谋活动轻而易举地屡屡得逞。
当北伐战争胜利进军和工农群众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帝国主义列强也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和破坏。他们先是企图以武力威胁阻止中国革命的发展。当北伐军进攻武汉时，英国军舰公然炮击北伐军，随后又炮击四川万县县城，造成中国军民死伤一千多人的万县惨案。1927年初，北伐军向长江下游进军，英、美、法、日调集了三万多军队和大批军舰，集结在上海和长江下游各地。3月24日，各国借口保护侨民，炮击南京，造成中国军民死伤二千余人的南京惨案。当武力威胁无法挽回北洋军阀的败局时，又改用分化革命阵营的卑劣伎俩。他们把蒋介石作为拉拢对象，纷纷向蒋介石表示"友谊"，伸出"援助"之手。与此同时，江浙财阀和上海流氓头子也加紧同蒋介石勾结，允诺赠送巨款，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急于寻求靠山的蒋介石，与各派反革命势力臭味相投，一拍即合，反革命政变计划开始付诸实施。
1927年3月，蒋介石顺长江而下一路杀来。他指使其爪牙残杀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武力解散了国民党南昌市党部；捣毁了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市总工会；还捣毁了安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等。
3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后，加紧与帝国主义、大买办、青红帮勾结，举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议，并调集嫡系部队控制南京、上海。4月初，同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张静江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刚从国外归来的汪精卫也参加了反共密谈。由此，蒋介石完成了对中共发动突然袭击的各项准备。
在此关键时刻，4月5日，陈独秀与汪精卫举行会谈并发表联合宣言，声称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怀疑，不听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调"。联合宣言的发表，混淆了事实，致使不少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丧失了必要的警惕。
4月11日，蒋介石下达密令："已克服各省，一律实行清党。"第二天，反革命政变首先从上海开始。当天凌晨，全副武装的青红帮流氓冒充工人从租界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工人纠察队驻地进攻。工人纠察队奋起反击，双方激战之时，早已调动到位的大批国民党军队开到，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了纠察队的武装，同时占领了上海总工会。事后，上海工人及各界群众立即举行抗议集会，要求惩办流氓和反动分子，交还工人武装。13日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大会，决定全市罢工，数万工人冒雨游行，高呼"打倒新军阀"、"还我武装"的口号。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时，埋伏在弄堂里的军队突然冲出，用机枪向游行群众扫射，当场打死一百多人，伤者不计其数。事后，蒋介石又下令继续搜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至4月15日，上海工人被杀三百多人，被捕五百多人，失踪五千多人，反革命白色恐怖笼罩上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以"清党"之名，在广州也采取了统一行动，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杀害共产党员和工人群众二千一百多人。萧楚女、熊雄等共产党人英勇牺牲。与此同时，蒋介石还在南京、无锡、宁波、杭州、厦门、福州等地实行"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封闭一切革命组织和团体。在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在北京逮捕了大批共产党人。4月28日，李大钊等19位革命者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中国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斗争。武汉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发布了斥责蒋介石的命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并下令通缉蒋介石。然而，在革命危急关头，四五月间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却未能起到挽救革命的作用。大会虽然批评了陈独秀忽视争夺革命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对如何争夺领导权，却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的办法；虽然提出了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建立乡村革命民主政权，但又把实现土地政纲的希望寄托于武汉国民政府身上。最终，大会仍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
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武汉地区的反革命活动日益猖獗。5月17日，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21日，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叛变，发动马日事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6月6日，江西军阀朱培德，以"礼送"共产党之名，驱逐共产党员出境。与此同时，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发布了一系列反动训令，压制工农运动，严禁工人纠察队活动。
在中国革命面临严重危机的紧要关头，共产国际发来了"五月指示"，指出国民党"左翼"某些政客和某些将领及其集团"今后仍然可能甚至必不可免地要叛变"，为此，建议中国共产党采取以下措施：改造武汉政府，加强中共对政府的领导；改组国民党中执会，在中执委中增加更多的工农领袖；武装二万共产党员，选五万工农分子编成几个新军，彻底改造国民党军队，设立军事法庭，严惩反动军官；坚决发动农民从下面实际上夺取土地，厉行土地革命。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是有积极意义的，虽然提出时机晚了些，但采取这些措施可以大大加强共产党对大革命结局的左右作用，一旦发生突变，也可进行有效的反击，不至于陷入任人摆布的地步。但是，由于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共中央已占了统治地位，认为"五月指示"提出的任务难以实行，因此仍以投降式的让步试图最后拉住汪精卫，结果是共产党主要领导的软弱反而助长了反动势力的气焰。
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会上汪精卫以罗易给他看过的共产国际"五月指示"为口实，说："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于是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其实，"五月指示"内容不过是打击右派反动军官，不过是在国民党内充实工农势力，这些都是孙中山三大革命政策的内容，并不违背国共合作的共同约定。汪精卫以此为借口实行"反共"，是完全背弃孙中山革命原则和革命政策的。18日和27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执行委员会先后发表宣言，叫嚷要制裁共产党，要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并且开始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标志着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最终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主要是敌强我弱。当时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异常强大，再加上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背叛了革命，这些使得反革命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主观上，则是由于中共处于幼年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还缺乏深刻的了解，革命斗争的经验更少。特别是在大革命后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央领导机关占据了统治地位，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尤其是对革命武装的领导权，在反革命势力向革命势力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无法组织有效抵抗。此外，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和苏联顾问对中国革命虽有过许多正确的指导，但由于对中国这一东方大国的国情了解不够，也出现了不少脱离中国实际的瞎指挥。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葬送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
第一次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在中国社会发展上起了重要作用。
其一，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和工农群众运动的风暴，摧毁了北洋军阀的统治，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势力，这在现代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其二，中国人民在思想上相当普遍地受到这次大革命的洗礼，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目标和新民主主义逐渐被广大人民所接受，是一次革命思想大启蒙运动。
其三，中国人民开始组织起来。尽管后来这些组织遭到破坏，但"团结就是力量"的理论已深人民心，中国人不再是一盘任人践踏的散沙。
其四，大革命实践锻炼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使他们中一部分人懂得了要获取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道理。
大革命的失败，并没有停止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中国共产党人从革命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获得了极为深刻的经验教训：
(1)在中国民主革命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建立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对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
(2)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保证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
(3)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组织形式是军队，无产阶级要实现革命的领导权，必须建立和掌握革命的武装。
(4)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加强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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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在北伐战争胜利进军中，上海工人运动发展得最快，曾发动过两次总同盟罢工和三次武装起义。上海的军阀政府不是北伐军打倒的，而是在北伐军到来之前，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倒的。这充分表现了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来得很突然。主要起因是浙江的夏超宣布独立并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职。1926年10月16日，夏部开始向上海进军。10月17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临时会议正式讨论武装起义问题。10月18日，罗亦农正式部署暴动大纲。20日，中共上海区委发表告市民书，号召上海工、商、学、兵为建立市政府而斗争。这一天，夏超部队在前线失败。10月23日下午5时，起义动员令下达。24日凌晨，除个别地方有些动作外，大部分地方都未发动，原因是事先已走漏消息，警察终夜在警署等待出击，一旦工人集中就四处搜捕。浦东在未动手前就被捕去江元青、陶静轩等人。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就这样还未正式发动就失败了。
1926年11月6日，在北伐军攻下九江后，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开会决定继续武装暴动的方针，以打垮孙传芳，支援北伐军。这次起义时机选在北伐军打到上海较近的时候发动，起义步骤是先发动总同盟罢工，而后再发动武装起义，起义胜利后创造一个上海的巴黎公社。
1927年2月19日凌晨，上海总工会下达自即日起开始总同盟罢工的命令。在"罢工响应北伐军"的口号下，当天有15万工人参加罢工，第二天增至27．5万人，第三天增至35万人，第四天达到36万人。这是上海以至全国历来所没有的大罢工。
2月22日，武装斗争开始。海军士兵开炮轰击高昌庙兵工厂，这是共产党员王荷波做兵运工作的结果，也是兵士同工人的联合。同一天，上海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汪寿华、罗亦农、钮惕生、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等。22日晚，临时革委会发布命令：解除军阀武装。当晚，在南市、闸北发生工人与军警激战的局部战斗。由于起义时机与条件还不成熟，加上离上海还远的北伐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绝援助工人，导致第二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被镇压下去。
经历两次起义失败后，中共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总结经验教训，以更充沛的精神投入到组织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之中：
首先，组织武装起义的领导机关中共特别委员会，主要成员有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周恩来、汪寿华、彭述之和尹宽。同时又建立了特别军委以加强对工人武装斗争的领导，成员有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尔梅。周恩来作为起义总指挥，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中做了大量的军事组织工作，为第三次起义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次，重视宣传工作，组织特别宣委。以往由于宣传不足，致使群众基础不厚，力量不足。
再次，决定起义时间要选在北伐军到上海前一两天最为适宜。起义步骤为先发动总同盟罢工，而后转为武装起义。
特委依据前两次起义失败的教训，精心制定了正确的起义计划，并作了周密的安排。3月20日，北伐军占领了上海附近的龙华，接替孙传芳统治上海的直鲁联军军心涣散，起义时机成熟。
3月21日中午，在特委会领导下，上海总工会发布了总罢工令，全上海各行业共80余万人举行罢工，并随即转为武装起义。工人与市民纷纷走上街头，向预定地点集合。武装纠察队则按原计划向警署、兵营、军队驻地进攻。一时间，枪炮声、口号声震动全上海。
当时作战分七个区。其中虹口、南市，浦东、吴淞、沪东、沪西区的警署很快都被缴械，工人与市民控制了局面。唯闸北区战斗至为激烈，久攻不下。22日上午，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市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建立了上海市革命政权。是日晚，起义工人攻占闸北区的上海北站，彻底击溃了北洋军阀直鲁联军在上海的驻地，占领了上海(外国控制的租界除外)，取得了起义的胜利。
思考题：
1．为什么近代中国会从"天朝上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
2．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3．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有什么经验教训?
